三个二十四岁女人的半个世纪

我一直在想，如果十六岁叫二八的话，是不是可以管24岁叫“三八年华”，不过这个词儿也太恶心了点儿……
今天的故事，是三个24岁女人的生活剪影，她们曾经年轻，她们终会老，时光悄悄滑过，只有照片上的微笑，频频诉说着灰尘下已经褪色的传说。

第一段，1955年冬，北京。
这个陌生的女人名叫淑芬，这一年她24岁，结婚已五年。

淑芬的丈夫是她的远房表亲，在一家工厂里做文员。据说他家里兄妹众多，家资也远不如女方殷厚，但贵在温和老实，人又聪明勤快，很得岳丈赏识。婚后不久，他便辞了工，与人合伙开了家食品作坊，小本生意，但大抵也还算景气。然而不久，政府便开始收紧对私、外企的政策，形势渐渐暧昧，洋派的人开始穿上人民装，藏起小汽车，夹着尾巴做人，淑芬的丈夫并不是风口浪尖上的人，更没必要争一时意气，他很快就和那个年代很多小实业家一样，把厂房和机器统统上交给了国家。随后，他被安排在一家国有食品厂工作，他日后在这里做了三十年，直至退休。淑芬在1952年诞下她的第一个孩子的，三年后，她有了一个女儿，我们叫她秀儿吧，稍后会提到她。
淑芬的样子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，此时她24岁，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据说她那时一直是急脾气，性格暴躁为人倔强。她看起来那么年轻，仿佛是旁边那个男孩子的姐姐，而后者，神情闲适，透着一丝与年龄不相称的老成。我喜欢这照片，它是如此温暖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一丝的亢奋或激昂。这亢奋这激昂，随后不久便开始蔓延，覆盖在每个人脸上，整整一个时代。淑芬和她的孩子那时并不知道，在未来的漫漫人生长径里，他们将经历怎样多的信仰——它们后来最终幻灭了、运动——它们后来都被否定了、斗争——它们后来有些被平反了、苦难——是的，理所当然的苦难。等到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，他们是否会为曾经的狂热而失落，为消逝的青春而悲伤呢。

第二段，1979年春，北京。
他们没有失落没有悲伤，更多的是彷徨。
我们该说说秀儿了，这一年她24岁。

秀儿24了，长得很漂亮。她有兄妹四个，父亲是食品厂的副厂长，母亲则已退休，在住家附近一个医学院的食堂里帮工。秀儿在一家大型国企的团委办公室工作，每天通常做的事是出出黑板报，搞个小评比，也写点儿应景的无聊文章。妹妹比秀儿小七岁，还在读中学，课余她在体校里打球，个子高挑身材健壮，据说姐妹俩一起出去的时候，她曾被误认为是秀儿的姐姐。这一年的稍晚些时候，秀儿经人介绍，认识了同厂的一名技术工人，后者曾当过知青下乡，考过空军却因色弱而未成，不久前他刚刚考上了大学。秀儿后来回忆说，她第一次在车间里见到他时，此人黑黑瘦瘦，头发、衣服、双手，到处都脏而油腻，有照片为证，我打保票她说得不假。但他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，人很勤奋，家庭背景也体面，比起她曾经处过的另个朋友，秀儿的父亲更偏爱这一位。
我猜这是唯一的一段日子，让秀儿和妹妹看起来一样的年轻。那以后即将到来的1980's，把她们隔成两代人，对于一个已婚的少妇和一个刚刚成年的毛躁孩子，生活再不是同一个时代。秀儿的妹妹是歌词里的新一辈，他们拾了断浆匆匆上路，没有信仰，也没有理想国——相反，他们中的一些人已干脆走到了理想的反面。秀儿的妹妹脸上从未写着妥协二字，她热情而好胜，不肯与生活讲和，日后她做出的许多抉择，在秀儿那样宁静温和的人眼里，是不可思议的，然那已是另一个故事了。
几年后，秀儿终于和这位修理工结了婚，在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年，他们的女儿已满周岁了。

第三段，2006年3月，北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