雕刻光阴的匠人

Henri Cartier-Bresson。

得知苏黎世美术馆在办超现实主义作品展，随即放弃了去莱茵河看沙福豪森瀑布的计划，世上的瀑布有千千万，Bresson却只有一个。
看过Bresson作品的人大都会喜欢上他。那些相片上的街景光影人群眼神，投入一个个历史的洪流，再被时代的巨浪抛洒出来，如洋葱般一页页翻过去，总有一张可以触碰到属于你的那根心弦。甚至有人宣称，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照片，都直接或间接的承袭了Bresson的影响。
Henri Cartier-Bresson，1908年出生于巴黎名门，家族的历史据说可以一直追溯到大革命时期。年少的他和寻常意义上的法国公子并没什么两样，身材修长，衣着优雅，然而让人忘不掉的是他的眼睛，眼窝深邃目光犀利，温柔中暗含着清醒，以及一股呼之欲出的敏感，这将是怎样的一双眼睛，才能在日后无数次于历史的尘嚣中捕捉到一个个转瞬即逝的影像，将时光化作永恒。


携着一部莱卡相机融入时代洪流，这并不Bresson早年的理想，中学时他受家人的影响而热衷绘画，大学时在剑桥修读文学，毕业后应征加入陆军，退伍后又去了非洲探险，这一次，他随身带着一部相机。开枪和拍摄是一回事儿，用的都是“Shoot”，技巧也是一样，他在家信中如是说。回到法国后，他得到了人生的第一部全手动35mm莱卡相机，他日后唯一钟爱的型号——这部相机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——即便我不能肯定它是否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了解。

此后的Henri深入西班牙内战、到过墨西哥、在德国被俘又几次越狱终于成功，而后回到被攻陷的法国、又去了独立运动中的印度，为甘地拍摄了那张著名的疲惫不堪的肖像——几分钟后圣雄遇刺身亡。Henri出了作品集，在卢浮宫办了个人影展，召集了Robert Capa和David Seymo等人筹办马格兰摄影组——这后来成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图片社，掀起了一场新闻摄影的革命。唐师曾在他的《我从战场归来》中说，他做战地记者，是受了Capa的感召——Capa与Seymour，后来一个在印度支那踩到地雷，另一个则永远的倒在了埃及的战场上。这以后又过了几十年，当Henri成了这样一个老者，当整部二十世纪的历史都记录在他的胶片上时，他只轻描淡写的说：“不，我不过是个匠人。”

除了街景、战场、动荡的时代，Henri也擅拍人物肖像，从萨特到毕加索，从香奈尔到凯波特，这期间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他所抓拍的梦露（1960），独坐在喧嚷浮世的一角，服饰光鲜妆容艳丽，表情却是恬淡温婉的，浅浅的蹙眉间流露着一丝少女般的惘然与忧伤，令人迷惑，而后太息。我喜欢Henri镜头下的这个梦露，就像Alton John的歌中唱得一样：“Who sees you as something more than sexual, more than just our Marilyn Monroe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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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的一切成为了Bresson“20世纪最伟大摄影家”的明证，然而对我来说，足以触动我的那瓣洋葱，却是他所记录的旧时中国。1948年末，Bresson离开印度，取道新加坡来到中国，又是那双敏锐的双眼，得以让他在蒋介石政府的最后一年和中共的第一年身在中国，先后转战香港、上海、杭州、南京和北平，记录下这一次令天地玄黄的改正朔易服色。和大多数外籍记者一样，Bresson对眼前的东方世界充满了好奇与兴奋，然而更多的则是新奇过后的沉淀，他是个艺术家，但并不冲动，拍照对于他就像打猎，绝非灵感的放任，据说在巴黎拍学生暴动时，他整整一个小时只按动了4次快门。你看他的照片，总觉得那里面饱含着对底层市民的同情，而这同情之所以珍贵，正是因为他透过镜头的双眼是客观的，沉着的。他的同情并不掺杂着一份自身的优越感、过度泛滥的个人喜恶、或者政治倾向。


48年腊月里的北平街头。像从老舍的书里走出来的一样，身强力壮衣衫破旧的他随意的坐在街角以清粥小菜窝头果腹，来不及有太多感慨浮露脸上，倒是屋内玻璃窗下的另个人更悠闲一些，神情却是复杂的，透着几许无奈与隐忍。


这是一个皇城根底下的老太监。脸上布满褶皱，连笑容都近乎扭曲，那笑容是恭谨的——甚至有几分谄媚，这个少时进宫却在满清覆灭后过早失去营生的阉人，毕生该是背负了多少的辛酸与屈辱，才能将卑微铸入他所拥有的每一个随意的笑容。


国民党迅速的溃败。这是共军进入北京城时一位因为混乱而与儿子走散的老人，脸上写满了彷徨与不安，一个曾经属于整个时代的彷徨与不安。


完全没有背景描述，然而谁能望着这双孩子的眼而不动容呢。


后来我总在想，为什么Besson这个在欧洲出生成长受教育的人，镜头之下光影之间竟始终散发着一股淡淡的不安与悲天悯人的情怀，这情怀本身是与我们相通，为我们所熟悉和了解的。Bresson一直对东方哲学感兴趣，自小喜读叔本华，也看罗曼罗兰，而后多次造访亚洲，晚年甚至皈依了佛教，这使得他对世界多了一些了悟吧。那丝触及灵魂的悲悯不像某些沙龙派的艺术家般精雕细琢带了矫情，他自称为匠人，记录光阴，而这本身，就是惊心。晚年的Bresson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办的马格兰摄影组，他转而热衷绘画，很少再拿相机，倒是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摄影基金会。每当有记者谈及那些毕生的事业或成就时，他淡淡的不作回应——“就象离婚了还谈论前妻似的，”他说。他常抱着画架在美术馆内临摹名画，仿佛回到了自己的中学时代，即便那个美术馆内同时在展出着他本人的作品。参观的人走过他身边，没人知道这个老人就是Henri Cartier-Bresson，或许这对他本身也并不重要。
04年夏天，Bresson病逝于普罗旺斯的一个乡间小镇，时年96岁，我得知这一消息时，莫名的，心里竟有一丝“君生我未生，我生君已老”的无病呻吟式的忧伤。

再尔后，这又是一个夏天了。